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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南平10月28日电 题：朱子学为何可资全球文明对话借鉴？

——专访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、OneMBA项目学术委员会主任潘维廉

记者 龙敏

自1988年定居厦门，美籍学者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扎根中国三十余载，长期致力于跨文化沟通与教学。在近日举行的朱子学与全球文明对话大会暨第四届考亭论坛上，这位自称“老内”(外表是老外，内心是中国人)的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接受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从跨文化视角阐释朱子学的当代意义，探讨其如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记者：您最初是如何接触朱子学的？其“和而不同”“理一分殊”等思想，为何能跨越文化差异，为当今全球性挑战提供启迪？

潘维廉：我是在1993年去武夷山旅行时听说朱子的。最初武夷山吸引我的是山水，但深入了解后，更打动我的是朱子思想中那种“美好与希望”，尤其是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智慧。

西方人大多知道孔子，但对朱子的了解相对有限。实际上，朱子学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及东亚文化圈，其哲学价值更具有世界意义。“理一分殊”强调统一性不排斥多样性，在地缘冲突频发的今天，尤其具有启发意义。当前国际秩序仍带有“西方中心”色彩，本质上不是真正的全球秩序。朱子学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观。

中国自身的历史就是“和而不同”的例证，古丝路上的丝绸遗迹、郑和下西洋开展平等贸易的史实，都可说明。

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也体现这一理念。中国政府尊重并弘扬少数民族文化，同时改善其生活，让各民族在团结中传承特色。一如朱子倡导的那样，在人类统一性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，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。

记者：在向西方受众介绍朱子学时，如何帮助他们理解“格物致知”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本质区别？

潘维廉：帮外国人找到朱子学与西方理念的共通点不难，但要先厘清差异。西方实证主义强调通过感官获取经验知识，排斥形而上学的思考，而朱子学中的“格物致知”虽也强调对事物的观察和研究，但落脚点是道德认知与人格完善，其前提是存在一个植根于“真实本体”或“统一性”的伦理体系。

记者：您在教学与跨国协作中如何运用“求同存异”？朱子学对当今中西商业交往有何启示？

潘维廉：历史上中西方在商业理念上存在根本差异。西方大多推崇“硬实力”，奉行“零和博弈”，只注重利益而忽视道德伦理；而中国自古以来则强调“软实力”，以“和而不同”为依归，植根于“统一性”的伦理道德与和谐理念。

中国数千年来所开展的商业，遵循其本质规律，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长期、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。时至今日，在亚洲地区，海外华人在当地人口中虽占比较低，却在创造当地 GDP中拥有重要经济地位。这得益于互利共赢的“软实力”商业。

记者：作为中国发展的亲历者，您认为如何借朱子学来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解？当下传播朱子学需警惕哪些“文化折扣”，又该侧重哪些领域？

潘维廉：西方习惯将实力等同于优越性，无论是军事、经济还是政治实力。自掌握火药技术后，一些西方国家支配全球、殖民各地，却很少意识到自身发展是建立在殖民历史之上，这段历史虽“成就了西方，却摧毁了其他地区”。比如不少英国人仍认为殖民对殖民地有益，怀念大英帝国时代。

西方需意识到，“硬实力”模式不仅损害他国，也会反噬自身；向“软实力”“伦理型”转型虽难，却是互利共赢和更可持续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希望之源，而非威胁。

传播朱子学，一要找准共鸣点，如“理一分殊”兼顾共性与多元，易引发共鸣；二要人格化、案例化，用生活化的故事传递哲理；三要警惕“文化折扣”，不能为迎合西方而简化核心概念，尤其要运用好“理一分殊”的思维方法，“万物一体”中“统一性”与“多样性”的辩证关系，不能将“格物致知”片面解读为西方实证主义，忽略其道德内涵。

未来，朱子学可更多与商业伦理、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结合。我参与的MBA项目虽强调伦理课程，但很多西方企业并未真正践行——有的跨国公司支付极低工资，难以保障员工基本生活。朱子学亦倡导的“一体之仁”恰可提供反思。

文明互鉴需要真诚尊重、双向努力。朱子学不只属于中国，也应为人类共同未来提供智慧路径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潘维廉(William N.Brown)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、OneMBA项目学术委员会主任。1988年举家前往厦门，是中国高校最早引进的MBA课程外籍教师之一。1992年成为福建省第一位持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”的外国人。曾获中国政府友谊奖、福建省荣誉公民、厦门市荣誉市民等称号，获“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”荣誉。著有《我不见外——老潘的中国来信》《魅力福建》等著作。